浙江股票配资平台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_廖承志_中共中央_潘汉年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浙江股票配资平台，河源老隆福建会馆 馆方供图

□游海华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本期特邀南京大学游海华教授，依托“香港秘密大营救”相关史料，就营救计划何时定案、隐蔽工作如何展开、港九交通怎样打通等历来众说纷纭的细节逐一考辨，还原隐蔽战线步步惊心的峥嵘历程。谨以此文，向当年这些暗夜行舟、智勇救国的先辈致敬。

香港秘密大营救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后，在中共中央指示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党支部书记连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等，营救困守在香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工商界人士、中共干部和其他统战人员，并将他们平安送到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一次联合行动。因被营救对象以文化界人士为主，又被称为“抢救文化人行动”。事件过后不久，有些当事人以小说、日记、杂文等形式对此加以记述。1949年以后，又有些当事人撰写了回忆文章，被收录到各类资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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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江纵队史和地方党史的编撰中，香港秘密大营救被辟为专节加以记述。1984年，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专门编辑了“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收录了不少资料，并作了关于“抢救文化人”的专题综述。此后，纪实性的文章或著作就更多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香港秘密大营救的一些关键记述仍然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或以讹传讹。基于此，本文在研读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就一些问题进行考辨。

香港秘密大营救具体计划是怎么决定的？

有的著述记载，香港秘密大营救的具体营救计划，是廖承志等接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电令后，于1941年12月8日上午或中午召集张文彬、梁广、尹林平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开会决定的。会议认为必须乘日军刚侵占香港，对情况不甚了解，以及要疏散大批住港居民返回内地以解决粮食燃料供应问题的最佳时机展开营救。会议还对营救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

这种说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这里所说的制定具体营救计划的时间早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营救指示。根据现有资料确知的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即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晓作出指示：“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此事请酌办。”9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指出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提出“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去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20日，周恩来再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问题。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前，周恩来对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营救“香港文化人”的九点指示。从逻辑上说，廖承志在接到中共中央8日和周恩来9日电报，以及12月下旬更为明确具体的营救指示后再部署具体营救计划，才符合常理。

那么，是否存在廖承志在中共中央给他发出指示的当天，即12月8日的上午或中午就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呢？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看，应该不可能。据曾经做过廖承志、潘汉年机要交通的钟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的“粤华公司”，翻译电文的康贻民住在另一个党内的秘密联络机关，而电台则设在九龙，电台和译电处都是绝密、单线联系的。电台派人把中央和南方局来电送到钟路九龙深水涉的住处，钟路过海把电文带到秘密机关找康贻民译成中文，再送到办事处交廖承志、潘汉年审阅。同样，廖承志、潘汉年给中央和南方局的请示或报告，由钟路送到康贻民处译成密码封上，然后过海回到住处，等晚上电台派人来取。因此，从时间上看，8日中央来电，应该是当天晚上电台交给钟路，钟路第二天送至康贻民处翻译。换言之，9日中午前后，廖承志才能看到电报内容。即使是8日中午前后，廖承志拿到了中央来电，也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召集各条战线的领导人集中开会。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看，廖承志、张文彬、梁广、尹林平、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各自的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不发生横向关系，即使是作为领导的廖承志、潘汉年、张文彬等，也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关系。秘密工作也不宜召集各条战线所有的领导人集中到一起开会。

二是此处所述的8日会议所提到的香港沦陷后日军要疏散香港居民之事实际上是在该月底之后。关于日军要疏散香港居民的消息，当事人李健行回忆，他在12月底由九龙偷渡到香港岛，找到连贯，“告知他日军决定于近期内疏散港九难民到内地的情报”，这是我们把文化人撤出香港敌占区的好机会。李健行的回忆，得到了连贯的证实。连贯回忆：李健行“带来了一个消息，使我们做出了立即撤出香港的决定。原来，停战后，日寇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在清查人口的基础上，遣散香港居民，将香港当时一百六十万人口减至六十万”。“李健行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可混在这批‘难民’的人流中，撤到内地去。”

根据廖承志、连贯等当事人回忆，事实应该是，1941年12月底，廖承志、连贯等在得知李健行提供的日军疏散香港居民到内地的消息后，决定立即撤出香港。1942年元旦过后，廖承志、乔冠华、连贯在香港地下党的安排下，转到了一艘驳船上。在这里，他们同张文彬会了面，“共同研究和详细制定了如何分批救出陷落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计划”。第二天凌晨，他们化装成商人，在李健行的护送下，顺利到达九龙红磡，登陆后被带到旺角与尹林平见面。当天，他们在一起以打麻将为掩护，仔细研究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九龙接应，以及护送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到游击区的问题。接着在李健行的护送下，廖承志等一行人混在难民队伍里，从旺角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日军检查岗哨，到达西贡镇。在这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短枪队接替李健行，护送廖承志等坐船通过大鹏湾，在沙鱼涌登陆，转到游击队惠阳大队部所在地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尹林平和张文彬也先后到达这里，与廖承志等一起在石桥坑的一个庙里开会，再次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行工作，并将营救文化人的情况和计划，拟好电报稿，由尹林平和张文彬带到路西东江游击队的队部，通过那里的电台向中央报告。

因此，香港秘密大营救的具体营救计划，是廖承志、连贯等人，经过多次会议才商量成熟并决定的。

廖承志何时开始布置香港文化人隐蔽工作？

关于日军攻打香港后，廖承志对香港文化人隐蔽和撤退工作的布置，有以下几条史料可参考：

一是郁风的回忆。当时郁风在夏衍领导下编辑《华商报》的副刊，他回忆，日军进攻香港后，《华商报》“坚持出报三、四天”，“到了最后不得不停止出报时”，夏衍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会上正式宣布了廖承志的指示和对人员疏散的具体安排：每个人都要搬家换个住处，每个人先发两个月生活费，除了各人规定的单线联系以外，新的住处不许告诉任何人，然后等待通知撤离香港。

二是许幸之的回忆。许幸之1941年冬到香港筹备拍摄《阿Q正传》，住在九龙的南洋影片公司。战争发动当天，他搬到蔡楚生家里住了一晚。12月9日中午过后，他按照蔡楚生电话告知的路线，过海“来到楚生告诉我的集合地点——香港皇后饭店廖承志的办公室，室内坐满了熟悉的留港文化人，楚生也在座”。廖承志询问了他是否有地方住，并表示，“以后有什么行动，我们会派人去和你联系”。

三是连贯的回忆。他说：“早在日军进攻九龙之时，廖承志同志已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找到的文化人都送到香港，为他们寻找住处隐蔽起来。与此同时，通知了原住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立即搬家，也隐蔽起来。除了规定单线联系的人外，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

综合上述三条史料，可以看出，对于困守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廖承志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是在12月8日下午统一会见、统筹安排隐蔽工作的，而是在日军侵入九龙后的一段时期内，陆陆续续会见和分头安排的，有些还是委托党内同志通知和安排的。

香港沦陷后港九间党的联系如何打通？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了香港岛和九龙间的交通，转移到香港岛的大部分文化界人士和抗日民主人士，以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南方工委、中共粤南省委、中共香港文化工委、中共香港市委等中共组织主要领导大多被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则被隔离在九龙。港九两地间党的联系完全中断。12月下旬至香港沦陷前，廖承志得到了周恩来更为明确的具体营救“香港文化人”的九点指示。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岛、九龙两地都急于联系上对方。

关于港九间党的联系的打通，据廖安祥回忆：1941年12月28日，连贯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潘柱联系他，要他“设法过九龙半岛和林平联系，商讨抢救在港民主人士及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等”。29日早上，他“乘车到七号差馆前的均益货仓旁乘小艇过海。登上九龙后，在佐敦道找到林平，会商了抢救在港文化界人士脱险之事”，决定和李健行“赶快回香港，但是海面已被日军封锁，交通断绝”，“第三天才在红磡找到一艘敬记船厂的电船”，但过海中途为日军追回，“直到晚上六时左右”，“才碰到驶过的小艇”，同意送他们过海。“抵港后，当晚即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送到铜锣湾避风塘刘水富的艇上安顿下来。次日一早，由艇家派小艇送他们三人过海，找到了林平”，港九间党的联系就这样打通了。

李健行记述：“在香港陷落后的第三天上午，尹林平突然派何鼎华”找他，见面后，“林平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抢救文化人的电报指示”，指出只有把“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等抢救出来”，才能找到失联的几百名文化人的关系，并要求“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打通九龙至香港的渡海交通线”；“我愉快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我只要求能找到渡海船只、过去同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廖安祥同我一起进行这个工作。林平当即同意了我的要求”，“当天下午我找到了廖安祥，同他一起研究了如何秘密渡海的问题”。第二天，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偷渡到香港岛，见到了连贯。

廖安祥的说法，有旁证可以证实。派遣廖安祥任务的连贯回忆，日军封锁港九间的海面以后，“我和廖承志、乔冠华在停泊于铜锣湾避风塘的一条大船上，一面躲避，一面派为我党工作的爱国商人廖安祥过海到九龙去找尹林平联络，准备偷渡到九龙去，以便赴东江一带安排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接应和护送文化人的工作”，“1942年元旦前夕，尹林平终于派来了李健行同志，并由他负责护送我们偷渡九龙”。时为中共香港特派员的黄施民回忆，“九龙沦陷前两天，我从九龙过了香港”，“抢救工作是在香港沦陷后就开始的，最初要我们分头找船，我在筲箕湾的渔民党员中去找，没有找到；而廖安祥却在别处找到了驳船”。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应该是12月25日香港沦陷的背景下，分处香港岛、九龙两地的廖承志和尹林平都急于联系上对方。因为东江游击队在九龙没有电台，所以应该是廖承志、连贯先派廖安祥过海找到尹林平，尹林平才得知“党中央关于抢救文化人的电报指示”，后派李健行赴港联络。限于党内秘密工作原则和纪律，李健行并不知道尹林平的信息是廖安祥通知的，也不知道廖安祥的到来及其身份、任务，所以没有在回忆中提到这一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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